家長羣背後的焦慮與掙扎


家長羣背後的焦慮與掙扎

江蘇一家長大呼“我就退出家長羣怎麼了”引熱議記者調查

家長羣背後的焦慮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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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羣本應扮演家校溝通的橋樑,促進家校共育,卻在無形之中形成一種詭異的博弈,讓家校雙方倍感壓力

●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對孩子進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但當前的家庭教育卻被學校、教師捲入知識教育中

● 家長羣變爲作業羣,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職責混淆,家校關係錯位所致。要讓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歸其位,給學生完整的教育,應該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同時推進學校治理改革

近日,江蘇一家長大呼“我就退出家長羣怎麼了”迅速引起公衆關注。很多家長在感嘆“壓垮一個成年人只需一個家長羣”的同時,繼續大倒“苦水”;而老師們也頻頻“發聲”,有人說自己到了深夜11點還在微信羣裏回覆家長的諮詢信息,還有人稱自己從未在家長羣中給學生布置作業……

隨着“家長退羣”事件持續發酵,江西、遼寧等省紛紛出臺文件,明確指出教師必須親自批改作業,嚴禁家長、學生代勞。《法治日報》記者梳理髮現,從2018年至今,已有遼寧、浙江、海南、河北、廣東、山東、貴州、廣西、山西和陝西等10多個省份的教育部門出臺相關文件“叫停”家長批改學生作業的做法,有的地方還明確定期開展作業督查,甚至將作業管理納入績效考覈。

脆弱的家校關係再次呈現在人們面前。以家長羣爲例,其本應扮演家校溝通的橋樑,促進家校共育,卻在無形之中形成一種詭異的博弈,讓家校雙方倍感壓力。

《法治日報》記者採訪了多位家長和老師後發現,這些矛盾背後除了互相抱怨和不理解之外,更多的是對於孩子教育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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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吐槽壓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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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劉波是一名五年級學生的家長,他對那位“退羣”的家長表示“特別理解”,“平日裏,家長們的情緒就算堆積如山,也未必敢在家長羣裏對老師正面發作。正因爲如此,當有人在公共領域捅破這層‘窗戶紙’時,立刻激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

在大多數受訪者看來,家長羣本應是家校溝通的橋樑,卻無形間成爲了“壓力羣”。這種壓力來自於“看似留給學生實則留給家長”的作業或者其他任務。

在江西一所學校三年級的家長羣中,老師直接點名批評幾名沒給孩子批改作業的家長:“標點符號都打錯了,你當家長的不對孩子負責,不檢查作業,想全部指望老師嗎?”

這樣的話被曝光後,輿論一片譁然。關於老師讓家長給孩子批改作業,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作爲家長,他們都曾有過批改作業的經歷,以小學爲主。

劉波就是其中一位,他坦言,老師雖然沒有直接要求家長必須批改作業,但孩子的作業完成質量高,老師對孩子的印象也會加分。

《法治日報》記者瞭解到,事實上,許多老師並不是爲了推卸責任,才讓家長批改作業的,也有很多家長願意參與其中。某些個別案例的爭議,折射出的是教育改革中,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合作界限不清的問題。完全把教育的相關工作推給家長,當然不盡合理,但將一切工作推給教師,也未必就是“理所當然”。

李蕾在成都某民辦中學當初中語文老師。她坦言,學校有傳統,每次都在課堂上直接向學生留作業,自己“從未通過家長羣向學生布置作業”。

李蕾承認,現在學生“不太好管”,對於個別比較頑皮的學生,她有時會很無奈,會在家長羣裏發通知讓家長督促學生完成。“更多的還是通知一些常規要求以及請家長注意孩子最近學習狀態之類的,我也不會要求家長必須回覆‘收到’。”

在幼兒園擔任小班老師的李君對於家長羣也是心有慼慼焉。在她剛入行時,原以爲發點上課照片可以讓家長了解一下教學情況,但家長羣目前發展成了諮詢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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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晚上11點多了,我還在羣裏回覆家長的問題。一次兩次倒沒事,若每位家長都這樣,我怕連寫教案的時間都沒有了。”李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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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想退羣卻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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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家長羣,更多的人表示自己正處於“想退羣,但不敢退羣”的兩難境地。

“你可以關掉聲音,也可以選擇消息免打擾,可那些不會消失的未讀信息卻讓家長們無處可逃。”劉波說,不加入微信家長羣,信息來源少得可憐,還可能錯過學校的重要通知;加了羣,大量的信息容易讓人墜入焦慮之海。

今年國慶前夕,一位家長在開家長會時突然情緒崩潰。由於他經常不回覆家長羣的消息,被老師點名提醒後,突然失控。他邊哭邊解釋,自己要加班又要盯着孩子,怎麼看得過來。“本來上班壓力就很大,還得盯着老師在羣裏發了什麼通知。晚一點回復,就會被老師點名,每天下了班還要看着孩子做作業。有時候顧不過來,就被說不關心小孩,是挺委屈的。”

對於這位家長的情緒失控,受訪的家長們紛紛表示特別理解。

雖然孩子還只是在幼兒園中班,但北京市民林辰還是對家長羣的“險惡”深有體會。

按照她的說法,網上流傳着的微信家長羣潛規則並非笑談,老師的通知是必選項,家長的討論是可選項,向老師獻殷勤是備選項,可一旦關係到自己的孩子,所有不滿和無奈都要放下,這一切都成了必選項。

孩子上幼兒園後,林辰的手機裏多了兩個微信羣,有老師在的是一個,沒有老師在的又是一個。“有老師在的家長羣,只是爲了方便老師與家長的交流溝通,老師會通報孩子的在園情況、發佈重要通知;家長有疑問也會在微信羣裏與老師溝通。沒有老師的家長羣,就是家長之間互通有無的平臺。”

林辰原以爲,在那個沒有老師的羣裏發言,可以百無禁忌。直到有一天,她才發現自己想錯了。那次羣裏討論元旦時班級集體購買物品,她沒多想就在家長羣裏發表了反對購買指定物品的消息,並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法。

“沒多久,就有班級的家委會成員發來私信說,‘發表不同意見,請先和家委會私下溝通,以防影響班級團結’。”林辰回憶說,雖然她認真解釋了自己的建議,但隨後被告知指定物品已經得到老師的“拍板”。

此後,林辰沒再吭聲。從那天起,在單位擔任中層領導的林辰開始學習如何在家長羣裏“當家長”。

然而,即使學會了謹言慎行,林辰有時候也會不勝其煩,因爲“一個班不到30個學生,3個老師,可是羣裏總人數將近70人。有的家長把爺爺奶奶、舅舅姑媽都拉進了羣。很多時候,老師介紹學生情況時,一些家長會在羣裏聊家長裏短,把老師發的內容都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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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林辰也不敢開啓“消息免打擾”,“萬一哪天不@所有人,漏掉通知可就壞了”。

所以,林辰每天還有一項工作,就是把兩個家長羣全部翻看一遍,防止班級的相關通知信息被淹沒在各類閒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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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羣變成攀比羣

努力表現源於心虛

面對與家長羣有關的討論,許多網友回想起了自己學生時代的家校關係。一名網友在微博上問出了一個贏得海量點讚的問題——沒有手機和微信的時代,老師們都是怎麼過的?

有媒體報道稱,老師讓家長批改作業,其依仗的無外乎兩點:一是通訊發達了,寫段文字發個通知,就可以把家長給安排了;二是現在的一些家長,比之以往有了更高的學歷和能力。但家長羣提供的應該是便利,而非壓力;建立的應該是高效的溝通和和諧關係,而不是低效的糾纏和壓迫關係。

建立家長羣的初衷,不外乎是爲了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狀況,降低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成本。然而,這種看似理想的狀態似乎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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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很多家長羣變成“負擔羣”“攀比羣”“馬屁羣”。

“有人說,在微信盛行的中國,取消家長羣的做法似乎並不現實,它終歸在家長了解孩子動向、促進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方面帶來了一定積極影響。然而,隨着技術發展,諸如我們幼兒園使用的家園互動平臺讓很多微信家長羣的問題迎刃而解。”北京市民張文笑稱自己是幸運兒,因爲她的孩子所在的幼兒園讓家長進入某移動互聯網家園共育互動平臺,平臺可以實現幼兒園動態發佈、活動通知、簽到等。

但張文曾經卻爲此焦慮過,因爲“這簡直不給家長留機會”。她所說的這個“機會”,其實就是“表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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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背後就是刷存在感,存在感刷足了,才能讓老師對自己的孩子更加關注。”張文說,她也曾反思過,爲何當初聽聞沒有微信家長羣時會焦慮、恐慌,甚至將互動平臺的便捷視爲“不合理”。

“作爲家長,在家長羣裏絞盡腦汁地努力表現,其實是因爲心虛。即使在社會上有再光鮮的外表、再榮耀的頭銜,在家長羣裏也都要放下身段,我們要表示的是——我能隨叫隨到。”張文自我反思後意識到,作爲家長,她一直生怕自己不夠“優秀”、不夠“靈活”而沒有被老師選上,從而“連累”了孩子。

加入家長羣一年多後,林辰感覺到,很多人都說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有一個敵人——“別人家的孩子”,而家長在爲人父母的過程中也到處都是敵人——“別人家的家長”。所以,家長羣裏的各種明爭暗鬥纔會如此風起雲涌。

《法治日報》記者發現,即使各方意見都不統一,但有一句話幾乎是每個受訪的家長、老師都曾提到的——都是爲了孩子。(記者 趙 麗 實習生 邢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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