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隱祕的塵肺病醫院生活,等着呼出最後一口氣

我們在隱祕的塵肺病醫院生活,等着呼出最後一口氣

本文系本站看客欄目出品。

始建於1962年的楊家醫院,曾是中國最大國有螢石採礦企業——東風螢石公司的職工醫院。

醫院的大多數病人,都是在1953年至1965年開採螢石礦時被檢出來患有塵肺病。當時他們在礦井中操作風鑽、爆破時採用的都是“乾式作業”,礦井內既沒有機械通風,又沒有降塵措施,空氣內粉塵含量極高。儘管有口罩,但含有二氧化硅等物質的粉塵還是隨着呼吸進入礦工們的氣管和肺部。

隨着礦區沒落,礦工散去,楊家醫院轉爲私營,承載的社會功能正在減退,但是一部分礦區塵肺病患者卻“定居”在這裏,少則10多年,多則30幾年。

他們大多年事已高,喪失勞動能力,正和楊家醫院一同老去。

隱祕的職工醫院

螢石又稱氟石,是一種天然礦石,也叫“夜明珠之石”。浙江武義因螢石礦產豐富而被譽爲“螢石之鄉”。現在想要了解螢石礦的發展,這裏的螢石博物館是去處之一。

該博物館距離螢石礦山遺址二十多公里遠,佔地面積達18340平方米。“館內藏有多項吉尼斯世界紀錄:世界最大的螢石原石,重94.7噸;展有11860件螢石晶體,爲世界螢石晶體收藏數量之最;最大的螢石夜明珠以及重748克拉的最大螢石珠寶。”博物館的導覽手冊介紹如此描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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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石礦脈,如今山脊兩側都是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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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義螢石礦區全盛時有4個礦,職工達2000多人,給國家創造過大量外匯收入。90年代末期,激情燃燒的歲月逝去,隨着螢石礦衰落,大部分職工撤走,礦區醫院、食堂、宿舍、學校等場所逐漸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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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荒廢多年的礦區子弟學校。

曾經螢石礦區設有小學、中學,很多礦工子女在附近就讀,如今礦區的校園裏雜草叢生,一棵樹倒在教學樓門口的階梯上,一些杉樹長得甚至比教學樓還要高。一樓的幾間教室中散落着睡墊、啤酒瓶、菸頭等雜物。

因爲曾有村民不小心掉進礦洞,出於安全考慮,礦山遺址已全部被封禁,不允許進入。但從楊家路的一個轟隆作響的塑料廠進去,還能找到昔日的運輸洞。在滴答的水滴聲中,就着手電筒的光,仍能看見礦洞中的通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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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洞和殘缺的出風管道。

除了停產的礦山和荒蕪的校園外,服務於礦區職工的楊家醫院仍在吃力地運轉,但醫院本身連同多位年邁的塵肺病患者,正在慢慢老去。

驅車前往楊家醫院,必定得走一條滿是砂石的山路,一路顛晃。當脫落了“心”字的“浙江省職工塵肺病防治中”的豎牌匾映入眼簾時,便到了醫院門口,門牌號碼寫着“東山路20”。

楊家醫院

進入醫院,可以看到立於各戶門前的高大梧桐和一棟上個世紀60年代建築風格的兩層大樓。在楊家醫院,像這樣的大樓,一共有3棟,由二樓走廊連通,這是矽肺病人和家屬所居住的住院部。“住院部”三個字,經過風吹日曬,字體已經起皮。

在這裏,症狀較重的患者住在一樓,每一個房間配備一個藍色氧氣鋼瓶。症狀較輕的患者住在二樓,每天早上7點半,他們會和附近村子中的患者在307室集體吸氧。

黃菊娥在醫院的菜地裏鋤草,準備開發一小塊新的地。

下了樓,往外走是公共土竈廚房,門口碼着整齊的乾柴,另外一邊是老人們長勢茂盛的菜園。沿着菜園邊上的一條小徑步行100米左右,就能看到大家上下山的小路。那邊“放射科”的大門緊閉,牆外的攀援植物攀附於“放射科”標誌之上,努力生長。

“我們單位沒有破產之前,當年可是直接從國外購買最先進的醫療器材,有些設備比縣級醫院都要好。”74歲的李金川副院長說。

1967年溫州衛校一畢業,他就到這裏工作了,他曾經歷楊家醫院病房、食堂、澡堂人滿爲患的時期。

“定居”在醫院:種田、打牌、治療,消磨時光

紅薯大豐收,是楊家醫院最後一批塵肺病人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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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歲的徐舍柳身着金色團壽紋棉襖、頭戴皮帽,正挑着一擔紅薯往上坡移動。每移動一步,緩慢而又艱難,彷彿他挑的是一擔重石,壓迫着他的肺部。他呼吸沉重,喉中哮鳴有聲,這是塵肺病患者一種常見的呼吸困難症狀。

徐舍柳終於將一擔紅薯移動到自家門前的過道里,放下肩上的扁擔,在門口的藤椅上坐下來。待急促的呼吸漸漸平穩下來,他取下皮帽,摸了一把頭上的汗。

體力恢復後,徐舍柳將停留在過道上的紅薯從菜籃和蛇皮袋裏倒出來,好晾乾紅薯上附着的泥土溼氣,易於長期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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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舍柳收穫紅薯

這一番折騰,似乎耗盡了徐舍柳剛剛儲存的體力,他又返回,坐在門口的藤椅上。

一會兒的工夫,他發現擔回來的紅薯中,有一部分被一個紅色塑料袋包裹着,他起身走過去,彎下腰,將紅色塑料袋裏的紅薯抖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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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哎……”他還未來得及把塑料袋騰空,就被77歲的妻子徐寶貴阻止。夫妻倆起了爭執,各自拉扯着塑料袋,紅色塑料袋一會靠近徐舍柳,一會傾向徐寶貴。

最後,徐舍柳敗下陣來,頹然地坐回椅子上。原來,那是一袋徐寶貴精心挑選的紅薯,要拿去送人。徐寶貴說徐舍柳在幫倒忙,又怕他累壞了身體。

1958年,徐舍柳到東風螢石做礦下井工,1968年被診爲矽肺三級。自患病以後,妻子徐寶貴一直照顧他,今年是他們住在楊家醫院的第19個年頭。

徐寶貴準備將一部分紅薯送人

“醫院沒有洗澡的地方,我只能每個月回家洗一次澡。”徐寶貴抱怨,“就這樣,醫院還要收家屬6塊錢一夜的牀位費。”讓她氣憤的是,矽肺病人本來每個月有630塊錢的補貼費,自從4月份收到後,就沒了影。

“說是什麼系統延遲,會把補貼給我們的,叫我們放心,可半年都過去了,我一毛錢也沒收到!”過來串門的施三兒也說。

在醫院,種植蔬菜、收穫紅薯像是他們每年自願參加的戶外活動,診室儼然成爲老人們的“棋牌室”。每日下午3點,是患者、家屬和醫院工作人員打“爭上游”的時候,他們會利用舊藥瓶盛放作爲賭資的一角硬幣。

老人們聚在一起打牌,消磨時光。

79歲的王貞卿是醫院最年輕的病人,他侯在老伴旁邊,等打完這一局,他要接手,老伴要回屋子準備晚飯。因爲偶爾爲了一毛錢的賭資吵架,住在204病房的施三兒從不打牌,他們夫婦住在楊家醫院,已有30多年時間。如果老伴田冬妹在那打牌,他會過去圍觀。

自東風螢石公司於2000年以資源耗竭的名義宣告破產之後,楊家醫院也改製爲民營。考慮到遺留的病人及醫療的需要,武義縣政府接收了楊家醫院的房產,在運營模式上,醫院也由企業撥款變爲自負盈虧,幾乎所有收入都來源於醫保支付,而原本由公司勞保承擔的塵肺病治療費用,也被“託管”到金華社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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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醫院就30多位塵肺病人看病,經過社保結算的費用達不到醫院的正常運轉。醫院還要負擔20多位職工的工資,已經入不敷出了。”李副院長聲稱,領導已經向上面反映這個問題。

這一天,徐舍柳的鄰居應燦春坐在門口掛點滴,他嫺熟地點燃手中的香菸,在門口吞雲吐霧着。

對於病人可以抽菸這件事,醫院的傅江華院長認爲“算是楊家醫院特例了”。在他看來,吸菸是這羣病人生活中的一點依賴,如果剝掉他們僅有的一點樂趣,反而適得其反。畢竟,他們醫護人員的目的是儘量延長患者的壽命,只能勸他們能少吸菸就少吸一點。

應燦春服下醫生剛拿來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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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保姆對應燦春一邊抽菸一邊掛點滴的場面見怪不怪。她負責照顧應燦春夫婦的飲食起居,每月由老人子女支付5000元護理費。應燦春80多歲的老伴之前摔斷了腿,正躺牀上休養。保姆的牀鋪搭在兩位老人牀位對面的一側,牀外用布簾做了隔斷。剛來10多天的保姆對一個月只能回家洗一次澡,頗有怨言。

靠保姆照顧生活起居的患者還有同住一樓的葉炳溪,他的老伴已經過世一年多。相較晚年在醫院的經歷,87歲的葉炳溪更願意談起子彈從頭頂上飛過的戰爭歲月——1955年1月解放軍對國民黨據守的浙江省東部一江山島作戰,葉炳溪參加了戰鬥,並立下了三等功。

他常翻閱一本《一江山島戰役·史料選編》,那是建國69週年時領導贈予他的書,下冊的第116頁內夾着3張五元紙幣——他覺得“有花頭”的一個章節,題爲《張愛萍在寧波指揮解放一江山島戰役》。

1957年復員第一年,葉炳溪來到礦上工作,“肯定等不到建國79週年那一天了”,葉炳溪說,“現在沒用了,沒幾年就要死掉了。”

坐在門口藤椅上,92歲的王田方翹着二郎腿,氣定神閒地抽着土煙,頗有當年“矽肺老爺”的氣勢。

在李副院長的記憶裏,這羣塵肺病人之所以被當地人稱爲“矽肺老爺”,是因爲當年單位對這批職工頗爲重視,“他們跟那些受過傷,立過功的軍人是一樣的!”傅院長也補充說:“他們是在生產過程中受了傷,跟打戰的時候受了傷,性質是一樣的。”

繚繞的煙霧將王田方的記憶帶到了1951年的抗美援朝戰場,“我是炮兵,我這裏打了一個大洞”,他指着自己的腰。老伴將土竈處熬好的草藥端了過來,放在他面前,轉身又去忙活別的了。

王田方用中藥泡腳,緩解腫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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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草藥將王田方喚回現實。他起身去屋裏取了玫紅色的塑料盆和一塊看不出顏色的毛巾。擱下手中的塑料盆,端起草藥,將之過濾到盆裏。他先把溼透的毛巾擰乾,給自己擦了一把臉,然後脫了鞋襪,將雙腳泡在草藥水裏。他說這草藥可以幫助他緩解腿肚子的疼痛。

回憶往事,我們也在成爲歷史的一部分

早上7點半左右,老人們陸續來到307室,他們熟練地打開氧氣瓶的氣閥,將淡藍色的導管置於鼻腔內。

聚在一起集體吸氧,每個人似乎都習慣了自己的老位置。有人會窩在角落裏的竹製躺椅上;施三兒喜歡與其他人並排坐在裏側的長椅上;從山下一路走過來的葉樟鬆喜歡坐在靠門口的位置。

施三兒不吸菸,每天堅持做兩次吐納練習,早晚各半個小時。或許正因如此,他完全看不出有84歲高齡。他介紹說,自己的吐納方法是跟一位在醫院教學的氣功師學的:“吐納,就是將濁氣吐出去,吸入空中的氧氣,就像我們吸‘人造氧氣’一樣。”

施三兒的證件

施三兒是縉雲縣當地的一位農民,1958年10月,22歲的他在“亦工亦農”的政策下成爲礦區一名井下礦工。兩年之後,他返回農村繼續務農後,出現反覆咳嗽的症狀。當時施三兒並未在意,直到1970年7月,“東風”召集礦工們體檢,他被確診爲矽肺二級,然後才停工,在楊家醫院接受治療。當身體好轉之後,施三兒就返回了縉雲老家休養。

後來,隨着病情惡化,他不得不反覆住院治療。1987年開始,施三兒和老伴田冬妹在醫院“定居”,每年春節回老家一趟,年後就會匆匆忙忙地趕回醫院繼續調養。

“前兩年差點就死掉了。”施三兒說,2015年他在金華廣福醫院住了一個月。那時,他氣急加重,發熱2個月有餘。

“從我們醫院轉過去的。”他說在楊家醫院治療,這一點還是好的。如果患者病重,醫院會動用醫療資源將他們轉送到金華市區的更大醫院檢查和治療。

“醫院要是垮臺了,我們也要回老家去了。”施三兒說,“關鍵得看醫院的老闆,如果補貼一直不發的話,楊家醫院可能就沒人來了。”

施三兒和田冬妹

這個節令,田冬妹會在二樓通道里曬些冬田草。冬田草是楊家醫院附近生長的一種野生草本植物,據說有止痛的效果,還能打掉膽裏的結石,已經成爲夫婦倆回老家送人的“楊家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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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三兒下山和田冬妹一起去楊家市場買雞蛋時,必定會去舊書攤買些雜誌、報紙回來,諸如《醫食參考》、《實用農家曆書》之類。有關養生的、延年益壽的方法和知識點,他都會用筆圈出來並在封面做上記錄。在《實用農家曆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記錄下的每月必備藥物,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心血康”和“阿莫西林”。

“30多年,我一直在吃藥。”施三兒說完這句話,望了望旁邊吸氧的工友們,“這裏有4位來自龍遊,1位是江蘇的。”他逐一介紹起他的鄰居們,音量陡然提高了起來,“那一位是老工人了。”

施三兒指着13年工齡的葉樟鬆:“他是永康人。”

“像我們這樣的人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84歲的葉樟鬆接過話茬兒,罵了句髒話,“國家往前走,我們這些人都在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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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是當時最好的單位,我們這裏石頭多,工人多,以前日本人都過來搶石頭。”葉樟鬆仍舊懷念着過去的激情歲月,“想當年,礦區職工出去多威風,連浙江省政府都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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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樟鬆在楊家醫院

患病後,妻子負責在醫院照顧葉樟鬆,還有護理費。後來單位破產,一切化爲烏有。葉樟鬆覺着現在掃馬路的保潔員工資都比他們高。10年前,他妻子腦溢血住院,他一個月的退休工資都不夠墊付一天的住院費。

“像我這樣的人都死掉了,一個都沒有了。”

1956年,20歲的葉樟鬆跟着年長他兩歲的表哥一起來礦上工作,當時同行的共有8人。他記得剛到礦上,每個月工資26塊錢,在當時是相當高的收入。作爲臨時工,雖然每天工作12個鐘頭,但是隻有“做得好”的人才有留下來的機會。

一羣年輕人剛剛到礦區的時候,什麼也不懂。有一次,他們在礦井下看到一隻竄來竄去的老鼠,幾個人想方設法想捉住。“捉不得!老鼠捉不得!”老師傅大喊起來,把他們幾個年輕人一頓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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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葉樟鬆才明白,在礦井下見到老鼠是好事情,老鼠的出現說明這個地方的空氣具有一定的流通性,較爲安全。

葉樟鬆曾經的證件。

幾十年前在井下鑽風眼、打石頭都用土辦法,就連炸藥都是自己親手製作。讓葉樟鬆終生難忘的是,有一次礦洞的炸藥一直沒有響,這時炮工師傅上前去檢查是不是雷管出現問題,突然“砰”的一聲,炸藥爆炸了。

這次事故的遇難者裏,就有葉樟鬆的一位朋友。自此以後,他上班常常提心吊膽。老師傅們跟年輕人講,如果在下礦井之前,在路上碰到女人,那一天肯定會出問題。那個時候人們很迷信,礦區還流傳一句俗語,叫“吃不吃嘴巴里,死不死洞裏”,沒有人願意死在礦洞裏。

後來,三年自然災害,山上的樹皮都被人吃光了,但是礦區的職工們有糧吃,度過了那場劫難。“運動來了,一會兒是浮誇風,一會兒是黑五類分子,搞來搞去都是讀書人吃虧。”葉樟鬆回憶似乎有些跳躍,他記得礦裏被人毆打的老幹部,還記得兩個被打成右派的醫師,後來自殺了。

葉樟鬆33歲時被確診爲矽肺病三級,住在楊家醫院,“工齡”的增長也戛然而止。他曾親眼看着同病房的人吐血,繼而死掉,那段時間他經常以淚洗面,“表哥走的時候,他去給他穿衣服,哭到泣不成聲”。

那時,每死掉一位朋友,葉樟鬆就會燒掉那個人的照片。當年一起來礦區的8個人中,只剩下他還活着,葉樟鬆以爲那幾年遲早會輪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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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樟鬆的妻子顏嬌雲在描述一次他發病時的場景。

葉樟鬆沒有過早去世是一件比較稀奇的事,當時醫生說他只能活到50多歲。那時在醫院裏比較閒,他常帶着獵槍去山上打鳥、打山雞。他記得山雞肉很好吃,自己吃不完,還拿去賣給別人,1塊5一隻。

43歲時,葉樟鬆覺得自己精神狀態飽滿起來,他把這歸爲積極配合治療,並開始信仰基督教。

葉樟鬆在自己的臥室,牆上掛着的是自己年輕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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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穌好!”葉樟鬆身邊的人都在信教,他一般週日會去楊家教堂做禮拜,“教堂是我們工人自己拿鈔票建的”。他還強調,他們不信外國人傳教,他們只信中國的教會。

“測體溫了!”——9點鐘,值班的護士進來了,這意味着集體吸氧的時間結束了。老人們拔下導管,纏繞好收納起來,關掉氧氣瓶氣閥,相繼離開。

葉樟鬆拎着煲好的豬蹄湯下山,他要步行到公交車站,坐40分鐘的車,到永康醫院去看望他患有腦溢血的54歲小兒子。“他變傻瓜了。”他說,兒子生病之後,整個人都亂七八糟的,十分難看。

葉樟鬆住在以前單位的職工宿舍,現在的東螢社區。那套二室一廳的房子是他女兒接班後在礦廠工作之後花了8000塊錢購買的。

他臥房的牆上掛着一張全家福,四代同堂,整整齊齊地站了兩排人。比葉樟鬆小10歲的顏嬌雲今年也突發過一次腦溢血,幸好女兒女婿及時送她去了醫院,已無大礙。葉樟鬆當時怕得哭了起來,“這老太婆要是壞掉了,我就一個人了。”

顏嬌雲也曾被葉樟鬆一次大吐血給嚇到過,他們覺得年紀大了,彼此陪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葉樟鬆在彈奏電子琴。

在家裏,葉樟鬆取下牆上許久沒有拉過的二胡,拉了一曲永康童謠,接着又找出落滿灰塵的電子琴,彈唱起來。

“學習樂器,讓我感到開心。人一開心,就容易有生命力。”葉樟鬆又接着彈了《我是一個兵》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當一曲《東方紅》響起,美妙的旋律彷彿躍動到居民樓外印有的“集體”二字上,會讓人有一種歷史在此地停滯的錯覺。山坡上較矮建築羣邊所立的“日軍侵華掠礦遺址——楊家侵華日軍警備隊軍官宿舍”石碑,卻在告訴人們過去的故事已成爲歷史,而楊家醫院和患者們的故事同樣,正在成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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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若水 |  攝影  王小莽  |  編輯  鄭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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